这是两则富有意味的故事。

    1995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岑，因阐明了对臭氧层厚度产生影响的化学机理，证明了人造化学物质对臭氧层构成的破坏作用而获奖。可是，他并非出身名牌中学，而是毕业于荷兰阿姆斯特丹中等技术学校，在该市桥梁建设局找到了一份普通的工作。工作4年后他应考招聘为斯德哥尔摩大学气象系计算机编程员，通过业余听课，才逐渐进入科学殿堂。

    同样，1979年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赫伯特·布朗，因发现硼化合物在有机合成方面的作用而获奖。他的上学经历更有传奇色彩：他经历过两次辍学，第一次是因丧父初二即辍学经商，当起了五金店小老板；第二次则是后来好不容易进入芝加哥市立克兰学院（相当我国两年制的大专），但只上了一学期，该学院因经费问题而停办了，克兰学院后来复校才使他完成了大专学业。

    这些人的经历和故事不像大学退学创业的比尔·盖茨那样耳熟能详，但从这些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职业技术的人才也能进行高水平的知识创新，科学研究和实用技术之间并没有隔着万里长城。

    在高等职业技术人才需求极大的今天，职业技术学校人才培养和职业技术学校能否承担技术创新重任的话题开始受到瞩目。

    不可否认，科研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对于职业技术学校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如何在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的同时，增强自己的技术创新能力，突破种种瓶颈，与市场进行更好的对接，直接决定了职业学校的未来。

    有关专家指出，职业学院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所以，创新应该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技术层面的创新。比如说，职业学校培养应用型人才，在学校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就应该发现一些问题，提出一些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适应生产技术发展的具体要求。比如说它可以把国外的一些新技术拿来消化吸收，这是很有必要的。

    据了解，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职业技术人才的组成结构中，属于专业性的高级技术人员，即有自主创新能力的高级技师等，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50余年间始终稳定在20%左右；实用技术性的人才（中等技术工人）保持在65%左右；初级工人则为15%。可见其人才结构比例不仅合理，还有较好的可持续发展空间。

    而在欧洲各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有多种模式，包括有偏向市场的，有偏向计划的，有二者结合的，有由政府企业和职业学校共同支撑的“双元制”，也有倡导“工作为本”的教学方式，其典型的模式就有四五种。这些模式有利于职业技术学校更好地结合市场，并在教学和科研上进行技术创新。

    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郭培源则尖锐地指出，技术创新涉及的最重要问题是管理体制的问题。因为我国的技术教育目前与实际相脱节，职业学校要想承担技术创新的重任，首先必须解决管理体制的问题。郭培源认为：“是管理体制制约了技术创新，这个障碍消除了，技术创新才能够比较好地进行。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独立于企业之外，属于教育口，这样的话，它没有办法更好地深入到企业的实际应用环境里，也就很难完成技术创新。”

    郭培源指出，职业教育实际上是一种“类型教育”，它的特点是符合大多数人的需求，直接面向国民经济生产发展的。但目前，我国把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层次教育”——按照研究生、中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划分，职业教育被排在最底层。这种层次教育本身就是把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低于其他教育的类型。“这种把职业教育作为‘层次教育’的做法和认识本身就不利于职业教育的发展。这种认识的改变是国家需要做的事情。”在郭培源看来，这是职业教育当下最主要的问题。

    众所周知，当前国内职业技术教育的另一个特点是地域性，各地的职业教育主要是为本地输送技术人才。郭培源指出，正因为如此，职业教育才应该与本地的特点和定位相适应、相符合，否则很难培养出有用的人才，也很难进行有效的技术创新。

    他拿北京举例。“北京是一个国际化大城市，有很多高新技术产业，北京的职业教育就应该针对这种特点培养技术产业需要的人才。但北京高等教育比较发达，会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制约职业教育的发展，因此，就需要政府相应出台一些优惠措施来保障职业教育的顺利发展，同时要把技术创新引入到职业学校的教学体系中。”郭培源说。

    在郭培源看来，发达国家做得很好，关键就是管理体制不同。例如德国，其工业化程度很高，职业教育和企业的联系很紧密，所以比较成功。外国的职业教育侧重点在“职业”，但我们的侧重点却在“教育”。所以，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很难办就在于，教育领域并不了解行业对人才的需求。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和行业紧密结合。

    “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可以做到让学生在现场中训练，这样就可以发现哪些地方需要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离不开现场，离不开实际操作，必须身临其境，不能*只坐在教室里研究技术创新。”